據國外媒體報道，英國《衛報》日前刊發評論文章，質疑物聯網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下為文章內容節選。

“物聯網”中的“物”一詞(thing)，在古英語中的意思是會面或集會。在史詩《貝奧武夫》中，英雄貝奧武夫表示，他要“只身赴會”，見一見怪獸格蘭戴爾，后者當時正在希奧羅特大殿中肆虐，讓那里的丹麥人心驚膽戰。《貝奧武夫》中的“thing”，是個婉語——那次會面很快演變為一場搏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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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的議會現在仍然被稱作“Althing”。但在過去幾個世紀中，“thing”的意思已經逐漸從會面演化為事物。今天，人們多用這個詞來指代物體。不過，即便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物”對我們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來說仍然擁有核心意義。

無論是從字面上講，還是透過私有制的創立與延續來看，“物”總是與社群及政治有關。這種理解為《物聯網是如何解放和束縛我們的》一書提供了合適的背景。

該書作者菲利普·霍華德教授(Philip N Howard)提出，風頭正勁的物聯網——將連接設備的網絡拓展到我們的家庭、身體、街道以及社區中——預示著一個政治新紀元的降臨。他管這個紀元叫做“科技盛世”。

霍華德稱，這個盛世不是靠哪一個國家主導，而是靠“全球政治中一種特殊的穩定性維持，這體現出大型科技公司與政府之間存在一種協定”。民主與獨裁的分類不再存在。他表示，取而代之的是數據驅動的社會-技術管理制度，而這都依靠對人們行為、習慣、品味以及信仰的密切關注，這些數據由我們使用、攜帶、交互的設備無縫傳輸。我們不需要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與需求：家電和無人駕駛汽車自然會替我們做到這一點。

“史上最強大的政治工具”

這種愿景、20年來靠社交媒體與社區合作的經歷，以及他所謂的將公民另類權力(counter-power)重新注入到設備網絡中的可能，都讓霍華德感到興奮。但我卻不以為然——我反倒相當害怕，請允許我解釋一下為什么。

霍華德論點的主旨是，一個開放、協作、全球化的網絡意味著“每個獨裁者都將面臨自己無法屏蔽的尷尬視頻，以及自己無法應對的狂怒”。而且，在所有處于危機或轉型中的地區，“人們都會試著用數字媒體改善他們的境遇，建立新的組織，并達成新的協議安排”。

在他看來，這種結果就是“史上最強大的政治工具”。

霍華德的思路和美國科技公司及美國政府提倡的自由上網的說法沒有什么兩樣——靠私營公司保證開放、協作以及突破性創新;將壓迫的政體妖魔化;對政治經濟、國際關系以及制度腐敗持一種膚淺的看法。

他用一系列公民發起的激進主義活動、手機社交媒體協作的案例來佐證自己的觀點。暫且還算有些啟發，但遠稱不上是穩定、持續、有效的治理方案

霍華德沒能走出物聯網的大門。且不說平時的交流，也不談數據給醫療、能源、環境以及金融行業帶來的提升，他根本沒拿出可信的證據證明，從面包機到咖啡機再到城市中的廣場，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聯網，不會導致眾多企業與政府數據被劫持。他聲稱設備網絡可以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但沒有證據證明這種連接會賦予公民權力，國家反倒是出現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監視設備。

霍華德承認存在監視的危險，但他沒有提供不參與的選擇。在他看來，解決邪惡政黨獲取數據的方法是向公民團體放出更多數據。他天真地認為這些團體可以為了公眾的利益組織并運作起來。

就這一點來說，他似乎又皈依了大數據教派，這個把計算拜為神的體制。“數據會幫助我們跟蹤好的趨勢，監控壞的行為，并做出理性的判斷，”他說。換言之，只要有足夠多的數據，以及若干聯網的、在企業與政府數據挖掘器中埋頭苦干的公民分析師，世界上的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大錯特錯的是，霍華德認為，物聯網在默認情況下就能讓“制造商、信息服務提供商、國家安全機構、外包商、云計算服務，以及所有參與或允許參與數據流的人順暢地溝通”，而且完全不會有任何困難。

模糊的協定

我們為什么要接受這種令人討厭的、封建制度一般的事情呢?原因是大數據的誘惑，以及對網絡開放性的崇拜。你的面包機可以被黑客攻擊，的確(就像你城市里其他那些被黑客攻擊的設施一樣)，但在同時，通過一種模糊的協定，隨著“獨裁者的垮臺以及壞行為在數據上愈發明顯的體現，最骯臟的網絡就要崩潰了”。而且當“現代國家消亡時，物聯網會接手治理。”他說的這一切都很難讓人相信。

用侵犯式的手段密切跟蹤我們——不僅是在我們的家里，而且在汽車里和身體中——數據驅動的設備可以推動、操縱并影響我們的行為、習慣與偏好，限制我們的自主性，帶來量化、區分與歧視。

如今的政治經濟是靠一種籠統的社會制度維系的。這種籠統有利于個人——因為我們能控制誰可以以及誰不可以擁有我們的個人信息。這種籠統從社會意義上講也是很重要的，不然我們就會把自己變成一群完全個人主義的、分割的、在微觀經濟上半自動化的、被操控的生物。

我們理應有一種更智慧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壟斷科技公司提出的“開放性”、“包容性”這類空洞的口號。

在最糟的情況下，這是一個終結政治的可怕方案，剝離了我們與“物”銜接的政治意義，把我們生活所需的關系與物體定義為“數據流的添頭”——數據流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東西，只能給我們帶來虛情假意的企業與政府，而且完全不受我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