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浪潮的撲面而來，使得對數據的認識和利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別是對于占據九成份額，擁有最多大數據資源的政府部門，堪稱“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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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手里最值錢是土地和數據，數據是可以反復利用的，政府數據一旦釋放，所產生的價值要比土地高太多。”談及政府數據的價值，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總裁王叁壽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說。

更重要的是，大數據時代，國家大力發展政務大數據，還在于其能夠成為打通部門壁壘、提高行政效率、轉變思維方式，是開啟“智慧政府”之門的一把金鑰匙。

然而就目前而言，政府數據仍然被束之高閣，無論是促進價值釋放還是促進政府職能轉型而言，都是全新課題。那么，躲在里面“睡覺”的政府大數據如何才能走出“圍墻”呢?

政府自身意識很關鍵

一位市民出國旅游需要證明“我媽是我媽”，這讓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拍了桌子，反映出某些政府管理部門和企業在建設誠信體系方面理念落后和動作遲緩，而如果實現了大數據聯網，完全可以由政府部門內部調取，不必讓市民急斷腸、跑斷腿。

部分政府部門在對大數據開放上所持的消極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政府大數據價值的釋放。在賽迪智庫軟件與信息服務業研究所所長安暉看來，大數據走出政府“圍墻”的核心問題在于政府自身的意識。

“國外認為政府使用納稅人的錢獲得的數據，就應該為納稅人所用，所以主導觀念就是開放。而政府部門對于數據的態度是，除非需要，否則不開放。”安暉這樣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

隨著國家在部署運用大數據優化政府服務和監管、提高行政效能上的不斷加強，地方政府對于開放數據的態度正在逐漸轉變，步伐也在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意識到“數據是一種財富”，北京、上海等全國多個地方政府均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政府數據。

王叁壽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地方政府的確在對于大數據開放態度上有積極轉變，但他也同時指出，光有態度并不夠。

因為這樣的開放姿態可能摻有“水分”。一種情況是將政府部門數據交給自建的數據中心，實際上并沒有做到完全地面向市場主體開放。另一種情況是開放數據的價值很少，低價值密度的數據無法被市場主體有效利用。

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秘書長趙國棟在接受《中國電子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數據資產的重視所產生的一個副作用則是政府部門將數據據為己有，這涉及到政府部門的利益問題。政府部門只有改變觀念，轉變職能，才能打破這種壟斷，真正做到數據開放并服務于市場主體。

大數據處理需要“富士康”

政府部門對于開放大數據上的“保守”有其現實原因，主要來自對于開放數據安全性的擔憂。即便能夠做到單一部門開放數據的安全級別分類和審核，但很難控制不同部門數據開放之后的交叉泄密，這成為政府部門對于開放大數據的顧忌所在。

趙國棟并不認同因為安全問題而拒絕大數據開放的做法，他認為大數據安全是個偽命題。“從宏觀層面，國家有能力保護好數據安全。而對于政府部門，安全體現在使用中去維護，不能因為有風險而不去做，不能因噎廢食。”趙國棟直言。

在王叁壽看來，政府開放大數據還是要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求發展，確保數據源的真實、可信是最為重要的。大數據的清洗和建模兩個環節成為大數據走出政府圍墻的關鍵，這又涉及對于數據的采集、匯總、脫敏、分析等多個流程，而目前國內在清洗、建模方面的人才較少。

“大數據的清洗、建模、分析屬于勞動密集型工作，不管是中國也好，國外也好，在大數據清洗、建模、分析領域需要‘富士康式’的企業，進行數據清洗業務的標準化生產，為大量的數據交易提供支撐。”王叁壽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

據《中國電子報》記者了解，我國正在積極推動加快建立政府信息采集、存儲、公開、共享、使用、質量保障和安全管理的技術標準方面的工作。在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中，明確工信部、國家標準委員會、國家發改委、質檢總局、網信辦、統計局等多部門建立大數據標準體系，研究制定有關大數據的基礎標準、技術標準、應用標準和管理標準等工作，計劃將于2020年前出臺并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