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的大數據時代
馬云在最近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談到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比較：“我們過去的一百多年來一直覺得市場經濟非常之好，我個人看法是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為什么?因為數據的獲取，我們對一個國家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有可能被我們發現。”
(圖片來自：http://data.ucop.edu/)
這聽起來是一個相當大膽、甚至有科幻感的設想：如果能用深入基層的信息終端采集生產和消費數據，用全國連通的網絡匯總經濟數據，用數據分析軟件識別和預測經濟異常波動，在國家經濟尺度上實時統籌和調整計劃，那么近百年來計劃經濟面臨的***挑戰“經濟計算問題”有可能得到徹底解決，從而使計劃經濟有可能成為一種可行的、甚至更優于市場經濟的方案。
然而更顯科幻的是，早在近半個世紀前的1970年代初期，在南美的智利，這樣一個意在掌控全國經濟的“大數據”系統已經被設計并實現出來了。
故事從1970年開始。
在這一年的智利大選中，薩爾瓦多·阿連德被選為總統，并立即開始推行被稱為“智利社會主義之路”的規劃。在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中，最為重要的是對大型企業(包括智利經濟支柱的銅礦業)的國有化。這一改革進程很快遭遇了困難，原因不是企業主抗拒國有化，而是國有化進行得太順利，政府很快發現自己沒有足夠的人才來對新生的國有企業進行整體調控。面對挑戰，阿連德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構想：如果僅靠人不足以有效管理國家尺度的經濟，再加上技術的支持如何?
(圖片來自：http://t.cn/RadFix9)
阿連德看中的技術是控制論。
1948年，控制論這門學科的創始人諾伯特·維納將其定義為“關于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學”。在二戰中，控制論的理論與技術被用于研發防空火控系統——人手操作的高射炮很難準確***敵方戰機，而維納設計的計算機系統則可以采集敵機飛行的數據、并實時預測敵機的飛行路線、進而自動操作高射炮擊中敵機。
維納事后總結，這項研究的核心在于“預測未來”：“預測一個消息的未來，就是用某種算符去運算這個消息的過去……***預測問題的解決僅僅取決于要加以預測的時間序列的統計性質”。
這門新興學科讓阿連德看到了希望：如果控制論可以用于實現防空火控系統這樣實時的、復雜的、涉及大量人為因素(駕駛戰機的都是由經驗豐富且絕對不想被擊落的飛行員)的自動化系統，它是否能被用于其他實時的、復雜的、涉及大量人為因素的領域——比如說，經濟計劃?
在尋找合適的技術***的過程中，阿連德的政治烏托邦愿景也吸引了英國控制論學者斯塔福·比爾的興趣。盡管美國政府對“社會主義”這個字眼極度緊張，不惜以各種政治、經濟手段扼殺阿連德的改革政策，阿連德所構想的其實是介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第三條路線”，一種既能全面提升智利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不損害智利保持四十年的民主自由氛圍的兩全方案。
1971年，比爾和阿連德政府開始了合作，在這個政治烏托邦愿景之上又加上了一個科技烏托邦的愿景：構建一個計算機系統來實施調控國家經濟——在互聯網普及之前二十年。
以維納為代表的控制論學者經常用人體作為類比。例如維納這樣談論一個基本的控制論系統：“為了能對外界產生有效的動作，重要的不僅是我們必須具有良好的效應器，而且必須把效應器的動作情況恰當地回報給中樞神經系統，而這些報告的內容必須適當地和其他來自感官的信息組合起來，以便對效應器產生一個適當的調節輸出。”
比爾則對這一結構進一步深化，提出了“可生存系統模型”的概念。在這一模型中，組成一個系統的各個部件被分為5級子系統：系統1到系統3分別負責感知、信息傳導、以及監控和協作的功能，系統4和系統5則負責常規運作層面之上的、有目的的管理和治理職能。比爾用生理學的類比來解釋這個模型(如下圖)，并認為同樣的模型也適用于企業和國家經濟。
比爾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他在1970年的一次主題演講中提出的“自由機器”理論。所謂自由機器，是這樣一種社會-科技系統：它以網絡的形式運行，而非層級結構;其中作為行動基礎的是信息，而非權力;各個領域的專家知識和實時的信息反饋驅動決策，從而消除官僚體制存在的必要性。
比爾甚至構想了在政府機構中這樣的自由機器如何實現：它應該是一系列的指揮室，每個指揮室中實時接收和呈現來自各個子系統的信息，指揮室中的各領域專家則基于這些信息提出猜想、并運行模擬程序來驗證這些猜想，由猜想匯集而成的決策再從指揮室實時傳遞到國民經濟***線。
基于可生存系統模型和自由機器理論，比爾的團隊向阿連德政府提出了一個系統設計的方案。在他們建議的系統中，國有企業和政府之間會新建起數字化通信的渠道，用于傳輸實時的生產數據;這些數據隨后被送進統計軟件程序，用于預測工廠的生產效能，從而使政府能夠提前識別和應對異常情況;系統中還包含一個計算機實現的經濟模擬器，讓政策制訂者能夠在真正實施他們的經濟措施前先在模型中測試;***，他們還提議建設一個充滿未來感的指揮室，讓政策制訂者們能夠聚集在其中，快速掌握國民經濟運行的狀態，并在數據的支持下快速做出決策。
只有當我們從資料圖片中看到這個指揮室，我們才能直觀地感受到比爾所說的“未來感”是什么意思。這個建成于1972年的指揮室看上去就像《星際迷航》里“企業號”的艦橋，其中大量塑料與玻璃纖維材質的使用、環繞四周的顯示屏、座椅扶手上簡潔的操作按鈕，都與這個項目的愿景一樣，充滿了不真實感，就像一部科幻電影。
只是，這不是科幻電影，而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一個IT系統。新生的社會主義智利政府和來自英國的科學家冀望基于這個系統平衡個體自由與自上而下的控制：既保持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又使個體為組織(企業或國家)的整體利益共同奮斗、乃至作出必要的犧牲。在智利之外，很多進步人士相信智利能通過經濟上的改革探索出一條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第三條路”，甚至成為冷戰的一條出路。阿連德和比爾的IT系統會走向何方，歷史在靜靜注視。
站在近半個世紀之后回望這段塵封的歷史，我會感到一陣莫名的激動。今天IT技術飛速發展，然而我們看見的卻是技術日益被掌握在極少數人手里、并被用于為這部分人牟利。技術發展越是日新月異，這道鴻溝就越是觸目驚心。難道IT技術的發展就注定伴隨著不平等的加劇?難道程序員統治的黑暗世界是無可避免的唯一未來?這一前景讓作為技術工作者的我感到灰心。
而阿連德與比爾、一個智利人與一個英國人、一個政治家與一個科學家、一個政治烏托邦夢想與一個科技烏托邦夢想的交匯處，這段幾乎已被遺忘的歷史讓我們重新看到希望：為技術賦予政治和社會的正面意義、用技術創造更公正的世界，思考這個問題的不是只有我們。
如果今天的一位IT架構師來設計這個名為“Cybersyn”的系統，也許他會參考IBM的商業技術趨勢研究提出一個方案，其中個人移動設備和物聯網設備被用于在工廠采集實時的生產數據，數據通過互聯網匯集到位于云端的數據庫，用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技術對數據進行加工、分析和預測，并借助社交網絡創造政府、企業與工人和諧共處的社會與經濟環境。
盡管互聯網和手機的時代還有幾十年才會到來，比爾提出的方案卻與現代的架構方案如出一轍。于是我們不禁要好奇：他所領導的這支團隊會如何構建連接廠礦與中央政府的網絡，又會用什么技術來實現數據分析與預測功能?當比爾宣稱Cybersyn會同時兼顧國家經濟運行效率與個人的民主和自由，什么技術能讓他掌握全國民眾的情緒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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