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源開發者 Seth Vargo 發現 Chef 公司最近與 ICE(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簽訂了合同后，進行刪庫抗議，從 Chef DevOps 中撤回了他的開源項目 Chef Sugar。后來 Chef 公司表示明年不再續簽合同。然而事情并未就此而止，這引起了人們對開源道德層面上的關注。有行動者打出 #NoTechForICE 的口號，并已擬好一份 Hippocratic License，要求將道德條款添加至開源許可證中。

Hippocratic License 建立在對 MIT license 的修改之上，作者 Coraline Ada Ehmke 介紹該許可證“專門禁止使用開放源代碼軟件危害他人”。同時，她還呼吁修改開源定義(The Open Source Definition)中第 5 和第 6 兩條“非歧視”條款。

Ehmke 表示，長期以來，軟件開發人員已經與自己編寫的代碼造成的后果相脫離，但實際上，“我們創建的軟件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具有真正而持久的影響”。她認為，政治和軟件糾纏不清，所有技術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不存在所謂中立立場。如果這些情況傷害到他人，我們應該做些什么?為此，她希望能夠用開源許可證來進行規制。

開源倡導組織(Open Source Initiative，OSI)迅速駁斥了 Ehmke 的做法。他們在 Twitter 上寫道：“Hippocratic Licence 的簡介可能會使某些人認為該許可證是開源許可證，根據 Hippocratic Licence 分發的軟件是開源軟件。但兩者都不是，我們要求您修改語言以消除混淆。”

Ehmke 回擊：“OSI 和 FSF(自由軟件基金會)不是‘什么是開源’和‘什么是自由軟件’的真正仲裁者。我們才是”。隨后她補充說，當前的開源結構無法禁止自己的勞動成果被 ICE 這樣的組織使用，這不是一個開源許可證的問題，而是開源的問題。

先把 Twitter 上的爭吵放在一邊，我們來談談道德準則是否能夠被納入開源許可證。

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之事。例如，2009 年的 Exception General Public License(eGPL)就曾嘗試在 GPLv2 上發揮作用，試圖禁止諸如軍事用戶之類的“例外”使用其代碼。最終失敗了。

諸如 JSON license 之類的其他許可證也鮮為人知，它注明“該軟件應用于善良，而非邪惡”，但沒有人強制執行。

今年伴隨 996.ICU 運動出現的 Anti-996 協議也可以說是基于道德層面。專門研究開源軟件許可的律師 Heather Meeker 認為，“它已經實現了重要目標，那就是要引起人們對此事的關注”。但作為開源許可證，它還存在問題，因為“許可證中的道德條款不能用來強迫被許可人，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它們更多是一種觀點的表達，而不是用于控制被許可人行為的有效法律工具”。

關于開源許可證，開源法律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埃本·莫格倫(Eben Moglen)指出，根據 FSF 對自由軟件的定義，對道德進行要求的許可證將違反其中有關 Freedom zero 的規定。Freedom zero 即出于任何目的運行程序的權利，它在四項自由權力中排在首位。

頂尖技術律師事務所和開源法律專家 Gesmer Updegrove 的創始合伙人 Andrew 補充說，“從廣義上講，許可人可以在許可證中包含任何他想要的條件。但是，這種限制不能包含在聲稱符合 OSI 開源定義的文檔中”。

具體來講，又回到了上述開源定義(The Open Source Definition)中的第 6 條“不歧視領域”：該許可證不得限制任何人在特定領域內使用該程序。

Andrew 解釋，這樣做的理由是“禁止‘不允許開源軟件在商業上使用’的行為。我們希望商業用戶加入我們的社區，而不是被排斥在社區之外”。順便說一下，這是自由軟件和開源軟件之間的核心區別之一。

“你可以制訂‘禁止使用’條款，并要求被許可方在任何下游許可中都包含類似術語”，但在現實中這是難以執行的。Andrew 舉了個例子：“假設按照通常的開源方式發布代碼，那么很快將會出現許多副本，而你幾乎無法追溯所有副本。如果代碼被捆綁在某個你認為是有害的商業產品中，你也無從得知。”

軟件自由保護組織(Software Freedom Conservancy)執行董事 Karen M. Sandler 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有選擇地保留軟件自由是不合適的，而且這些道德許可證會引發執行問題。更重要的是，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達成同樣的目標。Sandler 建議可以為開發人員建立道德社會，或通過參與政治程序來禁止不法行為。

對于將道德條款納入軟件許可證中，Sandler 再次強調這不是那么實際，畢竟“錘子既可以用作建筑工具，也可以用作謀殺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