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更高水平的數字政府，其核心意旨就是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通過促進政府治理思維的現代化變革，用治理理念創新推動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及公共服務高效化。不可否認，大數據已經成為國家治理函數的關鍵變量，尤其在后疫情時代，數字化轉型需求愈發強烈，數字化治理邏輯成為焦點，大數據時代“下半場”正在拉開帷幕，唯有樹立正確的大數據思維，才能更加有效地處理好“四個關系”，穩步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變革。

有“大數據之父”之稱的舍恩伯格將大數據時代人類的思維革命概括為“更多”“更好”和“更雜”。在推動數字政府高水平建設的進程中，還需要對這種學術界定義的大數據思維作出深層次的闡釋和凝練，使之轉變為真正服務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和能力。

第一，把“更多——不是隨機樣本，而是全體數據”凝練為“辯證思維”。一切皆可量化，是大數據時代的最根本特征，大數據的規模化應用，必然以“萬物數字化”為依托。在全社會的海量數據中，政府數據占了80%以上，而這些數據大多處于“沉睡”狀態，唯有開放才可能被“喚醒”。到底要不要開放?應該如何開放?這就需要運用“辯證思維”處理好“數據開放”和“數據安全”之間的復雜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

“辯證思維”的關鍵就是分析矛盾、抓住重點，在權衡利弊中洞察事物發展規律。政府是最大的數據生產者和擁有者，其公共數據應當率先納入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當中。只要這些數據在脫敏處理后不危害國家安全、不侵犯個人隱私、不涉及權屬糾紛，就應該分類分級地有序開放，其重點就是要把“數據治理”作為“牛鼻子”來抓，著力打造公共數據體系，協同推進公共數據開發利用的體制機制和數據安全的法律法規及標準體系建設。

第二，把“更好——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相關關系”凝練為“創新思維”。大數據分析技術為獲取事物之間的相關關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有效克服了現代科學探尋因果關系的現實困境，使人類得以更全面、更快速地把握事物的本質。這是一種顛覆式的思維方式變革，通過數據驅動的相關性分析方法，使“預測”成為大數據最核心的價值，也使“數據驅動決策”成為大數據時代的最佳實踐，這體現的就是一種開拓創新的科學思維。大數據的特征不只是數據規模大，更重要的是其蘊含價值大，因此，數字政府的建設不能只停留在數據的匯聚層面，關鍵是要對數據進行分析挖掘，使數據價值化。

在這個過程中，算法固然重要，它起到點石成金的作用，但算法世界就像浩瀚的星空，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算法可以適用于任何業務場景，這就需要政府部門擔起業務專家的角色，運用“創新思維”啟發創意，突破思維定勢做好業務洞察和業務解釋。當前的數字政府建設更多強調自上而下的統籌推進，自下而上的反饋機制還不夠健全，而創新的過程應該是上下相互交織的，尤其不能忽視根植于基層實踐的業務訴求。所以，處理好“上和下”的關系，其本質就是運用“創新思維”啟發多元化的創意、激發全方位的活力，“用數據創新”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第三，把“更雜——不是精確性，而是混雜性”凝練為“戰略思維”。精確性是信息匱乏時代的產物，在全球數據出現爆炸式增長的今天，數據多樣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特征愈發凸顯。如果不能接受這些混雜性，大量的數據都無法被充分利用。因此，在大數據時代，我們追求的是一個大的框架，一種對模糊的準確度趨勢的判斷，這就要求我們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善于把握事物發展總體趨勢和方向，其核心要義就是運用“戰略思維”去擁抱和謀劃大數據。

要不斷提高對大數據發展規律的把握能力，使大數據在各項工作中發揮更大作用。具體到數字政府建設實踐中，就要從全局角度，深入踐行“整體政府”理念。圍繞公共數據體系的標準化建設，著力打破跨部門、跨層級、跨領域之間的數據壁壘，打通數據主體之間數據流轉的關鍵節點，通過培育健康安全、持續創新的數據開放環境，促進政府數據開放生態鏈的良性循環，以期構筑一個“融合共建、協同共治、安全共享、創新共贏”的數字生態，這也正是高水平建設數字政府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