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大規模地提供數字健康，就需要多個利益攸關方的參與，而政府往往扮演著中心角色。了解政府如何總體規劃數字化轉型，特別是在醫療保健領域，對其他利益攸關方很重要。首先，實現大規模的可持續變化通常需要與政府合作。其次，各國政府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可以為該領域的其他人提供有益的經驗。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目標很明確：將數字化服務做得非常好，以至于人們更愿意使用它們，從而節省資金。數字轉型化的政府機構創造了一種卓越的服務，以一種動態的方式積極響應用戶的需求，具有直觀的布局。這些服務實際上成為了做生意的方式。

然而，數字治理和所有權在許多組織中都處于起步階段，無論是在私營部門還是公共部門。在一個長期存在的組織中，向成熟的數字治理模式過渡是一個復雜而具有破壞性的過程。當組織將數字化轉型概念化為一種明確定義的變革管理活動，而不是組織整體職能的根本轉變時，這可能是一個挑戰。許多組織錯誤地認為，數字化轉型主要是關于IT系統的實施，而不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一種新的工作方式，這種錯誤在醫療保健領域也很常見。

政府的數字化轉型項目傾向于使用一套方法來實現變革，這些方法遵循了行業中產品生命周期的階段。這同樣可以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最近的加拿大看到。利用現有方法解決政府問題是有意義的，而“服務標準”是將大型數字轉型舉措聯系在一起的關鍵。事實上，那些能夠從世界各地其他政府借鑒成功案例的人，在他們的政府內部進行變革時，可能會有一個不那么艱難的過程。相比之下，那些先驅者通常會通過漫長而痛苦的官僚斗爭來證明變革的必要性。這至少給了這些數字傳播者很高的可信度和未來在世界范圍內的機會。

顯然，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不能讓數字空間無人看管或不受監管，但問題是政府的核心職能應該如何發揮作用——提供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全、運營社會項目、促進經濟增長等在物理和數字世界中進行。答案部分在于世界各地現有的政府數字化舉措以及從中吸取的經驗和教訓，部分在于對此類經驗的研究和反思。然而，在不同的國家、地方和部門背景下，沒有通用模型來為政府的數字化工作提供信息，只有通過同時進行多學科研究才能取得進展，它本身植根于行政、經濟、工程、法律、社會和其他學科、政策和實踐。這種實踐與研究之間的互動為我們所謂的數字政府 (DG) 提供了方向和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