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信息時代黎明的遠見者——沃倫·布羅迪（Warren Brodey）在家中去世，享年101歲。

沃倫·布羅迪（1924-2025）

他憑借其精神病學家的背景，就技術解放人類潛能方向提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思想，在信息時代曙光初露時，為AI等革命性領域的研究鋪平了道路。

布羅迪的一生充滿了意想不到的轉折：他曾參與由中情局資助的超感官知覺研究，曾旅居新英格蘭的天體村，也曾在奧斯陸的一家鑄鐵廠擔任工人。

盡管是醫學博士科班出身，但布羅迪的思想卻天馬行空、涉獵甚廣：橫跨了建筑學、玩具設計、聲學和網絡計算等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領域。

他以麻省理工學院為基地，與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以及AI領域的先驅之一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等思想家交流碰撞。

硬科學與新紀元思潮的交匯

布羅迪的影響力，在20世紀70年代初達到頂峰。

那是一個硬科學與新紀元思潮交匯的時期，人們對于后工業時代的技術驅動未來，充滿著激進樂觀的精神。

他探索著那些只有在那個動蕩年代，才能一本正經提出的、近乎狂想的問題，例如：

我們能探索技術，但技術能探索我們嗎？

能否設計一個房間，讓你更有創造力？

他的思想植根于控制論（cybernetics），這是一種用于研究城市、有機體、家庭和計算機網絡等動態系統復雜性的跨學科方法。

盡管控制論自二戰結束以來就已存在，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作為對僵化工業社會的一種反思，它才真正在學術界深入人心。

在華盛頓特區擔任精神病學家的早期職業生涯中，布羅迪博士率先將控制論應用于家庭研究。

在研究中，他將家庭視為一個系統，既有其內部驅動力，也受外部系統影響：比如，假如父母工作不順，便可能引發家庭內部的動蕩。

站在AI研究的前沿

1965年，布羅迪毅然放棄了收入豐厚的私人診所，前往麻省理工學院接受一份無薪職位，那里當時是控制論和AI研究的前沿中心。

后來，他通過美國宇航局（NASA）的撥款獲得了研究經費。

與當時身處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許多同仁一樣，布羅迪相信，計算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了一個抉擇：

這些技術的進步，既可以用于加固現有社會，也可能以革命性的方式極大地增強人類潛能。

布羅迪并不贊同Minsky等人提出的基于處理海量數據的AI路徑。并開始用他的余生，倡導后一種選擇。

同時，他還始終警惕著資本主義會迫使人類選擇前者的風險。

1967年，布羅迪在為設計理論期刊《景觀》撰文時認為，時至今日，我們仍未賦予自身所處環境這種創造性的靈活性：

我們通常所實現的智能是缺乏創造力的、愚蠢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與人類福祉背道而馳。我們任由這些僵化的機器繁衍并控制我們。

但他對于AI的前景也并非全然悲觀。

同年，在曼哈頓舉行的一次數字技術與創造力會議上，他發表了演講，提到：

新技術為我們生活在個性化環境中提供了新的潛力，前提是我們能掙脫舊有的大規模生產思維模式。

語境即一切：早年經歷與思想萌芽

布羅迪于1924年1月25日，出生于多倫多。

他的父親Abraham Brody是一名醫生。

母親Blanche (Levy) Brodey，在二戰前幾年，曾幫助數十名逃離歐洲的猶太難民辦理通行手續并獲取簽證。

1947年，布羅迪從多倫多大學獲得醫學學位。

在完成精神科住院醫師培訓后，他曾擔任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兒童指導中心的副主任，以及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市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員。

1959年，他成為喬治城大學的臨床教授。

在攻讀精神分析師資格的同時，他還為中情局資助的一項關于盲人超常聽覺發展的研究擔任顧問。

這些工作，讓他接觸到一種思想：

我們所處的環境，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造的，都在塑造我們的思想。

由此也讓布羅迪產生了一種全新的想法：語境（Context）即一切。

隨后，他將這個信念帶到了麻省理工學院。

布羅迪（右）和Avery Johnson

1967年，布羅迪與另一位研究員Avery Johnson共同創立了環境生態實驗室，實驗室坐落在波士頓一個工業碼頭的建筑內。

他們的研究方向是打造能與人類用戶共同進化的環境，并借此推動用戶自身的進化。

在那里，他們共同開發了「軟建筑」和「軟材料」，這些材料能夠響應與人的互動，例如：

· 填充了氟利昂的橡膠表面會根據體溫改變形狀；

· 「跳舞服」，能根據穿著者的動作改變音樂。

作家Evgeny Morozov認為，布羅迪和Avery Johnson希望通過研究此類材料，幫助人們擺脫大規模生產的同質化商品和界面的束縛，激勵用戶去學習思考，并對跟隨現實做出相應反應。

布羅迪和約翰遜在新罕布什爾州米爾福德建造的泡沫房屋，他們以「生態工具與玩具」的名義在那里工作

雖然他們的實驗室從未生產出任何可商業化的產品，但二人的思想卻在波士頓學術界的某些角落扎下了根。

這些思想，啟發那里的研究人員在即將到來的技術浪潮下，去探索類似的根本性問題：

在工業時代，人們見證了人類為機器折腰。在信息時代，人類與機器的主從關系能否被顛覆？

在實驗室資金耗盡后，布羅迪和Avery Johnson搬到了新罕布什爾州米爾福德的一個天體公社，并以「生態工具與玩具」的名義重新開始工作。

他們的項目包括一個用噴涂泡沫覆蓋的氣球建造的房子，以及一項關于軟控制材料的專利。

同樣，這些項目也沒有量產的可能。

當過鑄鐵廠工人，也曾在中國教書

布羅迪有過兩段婚姻經歷。

1957年，布羅迪與Jane Tolson結婚，兩人于1970年離婚。

2005年，布羅迪與Karene Lyngholm結婚。

他的遺屬包括：

第二任妻子Karene，以及他與第一任婚姻所生的兒子Benjamin，另外兩個兒子John和Ivan、兩個女兒Kim和Lisa Brodey，一個繼子Mathias Lyngholm-Dardeau，以及14個孫輩和5個曾孫輩。

1972年布羅迪因對美國感到幻滅并搬到了挪威

1972年，布羅迪在美國看到一種很明顯的趨勢：大公司永遠不會支持他所設想的變革性技術。

與此同時，隨著嬉皮士時代的落幕和越南戰爭的持續，短期內也不會再有什么變革。

感到沮喪和幻滅的布羅迪決定移居挪威，并幾年后放棄了美國國籍。

1977年，他開始在奧斯陸的一家鑄鐵廠擔任工人。

20世紀80年代初，他來到中國，并在天津大學教授控制論。

幾年后，他回到挪威，致力于觸覺界面的開發，并定期為挪威雜志《Flux》撰稿。

在那里，他創立了「團結起來反對種族主義」組織，以對抗挪威日益高漲的新納粹主義浪潮。

他還在奧斯陸技術大學任教，繼續倡導能夠增強人類創造力的技術。

他的兒子Benjamin說：近年來，布羅迪博士對AI的發展變得謹慎樂觀。

雖然當下的AI，是建立在Minsky博士所倡導的那類大語言模型之上，但布羅迪相信，它依然有潛力成為自己畢生所夢想的那種「柔性的」、能激發人類創造力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