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就要贏在起跑線”這套邏輯，被頂刊Science最新論文狠狠打了臉。

這項研究綜合分析了超過34000名國際頂尖人才的成長軌跡，涵蓋諾貝爾獎得主、典作曲家、奧運冠軍以及世界頂級棋手。

結論顛覆人們觀念：

少年天才往往止步于頂尖水平之下，和最終登頂的成年人近90%不是同一批人。

而最終達到世界級水平的人才，在早年階段表現反而低于只達到國家級水平的同齡人。

作者團隊來自德國凱澤斯勞滕工業大學（RPTU Kaiserslautern）體育科學系、密歇根州立大學心理學系、普渡大學心理科學系。

他們綜合分析了多項研究數據，涵蓋科學、藝術、體育多個領域。

“天才少年”長大后去哪了

長久以來，學界對人才培養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年輕人。傳統觀點普遍認，早期表現越好、專項練習越多，后期成就越高。

全球各地的精英學校、音樂學院和青訓學院也據此設計了選拔機制：挑出表現最好的年輕人，然后用高強度的專項訓練進一步“加速”他們的成長。

但這套邏輯在真正的世界頂尖群體中是否成立，此前從未被系統驗證過。

通過大規模數據追蹤，研究團隊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答案：無論是體育、國際象棋還是學術領域，早期的“尖子”和成年后的“頂尖人才”之間的重合度都低得驚人。

具體來看，在一項涵蓋超過5萬名運動員的元分析中，82%的國際級青少年運動員在成年后未能達到同等級別，而72%的國際級成年運動員在青少年時期也沒有達到過國際級水平。

將兩組數據結合計算后發現，青少年國際級選手和成年國際級選手之間的人群重疊率只有約13%。換句話說，近90%是完全不同的兩撥人。

國際象棋領域的數據更為精確。

一項研究追蹤了國際棋聯FIDE*2001年至2006年間所有14歲以下世界前十的棋手，一直跟蹤到他們32歲。同時，也回溯了2015年至2024年間所有成年世界前十棋手的早年排名。結果顯示，少年前十和成年前十的人群重疊率同樣只有約11%。

學術領域呈現出同樣的規律。一項研究追蹤了6136名學生，發現頂尖高中畢業生和后來進入頂尖大學的學生之間，約90%是不同的人。

另一項針對美國的研究則表明，12歲時認知能力排名前1%的孩子，與35歲左右收入排名前5%的成年人之間，人群重疊率僅為1%。

世界級選手的反常成長曲線

既然大多數最終的頂尖人才并非少年天才，那他們的成長軌跡究竟是什么樣的？

研究團隊對比了508名世界級運動員（成年國際獎牌得主或世界前十）和420名國家級運動員（僅達到國家前十或國內頂級聯賽水平）從14歲到22歲的表現發展曲線。

結果發現，最終達到世界級水平的運動員，在早年階段的表現反而低于那些只達到國家級水平的同齡人。

諾貝爾獎得主的發展軌跡也符合這一模式。研究者分析了330名物理學和化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與1595名曾獲諾貝爾獎提名但未獲獎者在獲獎或提名前28年的論文引用排名。

數據顯示，諾貝爾獎得主在職業生涯早期的論文影響力反而低于那些最終未能獲獎的被提名者。

國際象棋的數據同樣印證了這一點。過去十年（2015年4月至2024年3月）世界排名前三的棋手，在巔峰期平均比排名第四到第十的棋手Elo分高出48個。但追溯到14歲時，這些后來登頂前三的棋手反而比第四到第十名的棋手Elo分低62。

簡言之，在最頂尖的人群內部進行比較時，成年巔峰表現與早期表現之間呈現負相關。

早年發展慢的人，反而容易走得越遠。

“少練專項、多玩別的”才是頂尖配方

這項研究中更具顛覆性的結論在于，預測早期成就和預測最終世界級成就的因素不僅不同，而且方向完全相反。

對于青少年優秀者他們的共同特征是：更早開始專項訓練、更早進入精英人才培養項目、更早達到各類“里程碑”（如首次參加全國或國際比賽）、在主項上投入更多練習時間、而在其他領域的練習時間更少。

但在成年世界級群體中，規律完全反過來。

世界級運動員相比國家級運動員開始主項訓練的年齡更晚，進入精英培養項目的年齡更晚，達到各類里程碑的年齡也更晚。

更關鍵的是，他們在主項上累積的練習時間更少，但在其他運動項目上的練習時間更多。

平均而言，世界級運動員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從事過兩項其他運動，持續約9年。這一規律在所有奧運會項目中都保持一致。

科學界和音樂界的數據也支持這一模式。

一項針對德國科學家的研究發現，諾貝爾獎得主相比僅獲得國家級最高科學獎的科學家，獲得學生獎學金的比例更低，獲得首個正教授職位的年齡更晚，但在科學內部的跨學科實踐以及科學之外的活動（如藝術、音樂、手工藝等）方面投入更多。

另一項涵蓋510名諾貝爾獎得主和2900名英國皇家學會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研究也表明，諾貝爾獎得主在科學之外的業余愛好和職業實踐明顯更為豐富，平均多出兩項。

音樂領域的證據來自對歷史上59位最負盛名的歌劇作曲家的911部歌劇的分析。

研究發現，一部歌劇的長期成功與作曲家此前創作的同類型歌劇數量呈負相關，但與其此前創作的所有類型作品的總數呈正相關。

這意味著跨類型的多元創作經驗，而非單一類型的深度專注，才是預測杰作誕生的關鍵因素。

研究者用元分析匯總了跨學科實踐和早期緩慢進步對世界級成就的效應量，發現無論是在體育、科學還是音樂領域，這些效應量的大小和方向都高度一致（Cohen’s d = 0.39到0.58），且不同領域之間的差異不具有統計顯著性。

難道世界級人才的發展可能遵循某種跨領域的普遍規律？

三個假說與實踐啟示

既然現有的理論框架無法解釋這些新發現，研究團隊提出了三個候選假說作為未來研究的起點。

第一個是“搜索匹配假說”（search-and-match hypothesis），源自勞動經濟學：

在多個領域的實踐經驗會增加一個人找到最適合自己天賦和偏好的領域的概率，而找到“最優匹配”的人更有可能最終達到頂尖水平。

第二個是“增強學習資本假說”（enhanced-learning-capital hypothesis），源自學習遷移理論：

在不同領域的多樣化學習經歷可能從三個方面擴展一個人未來的長期學習潛力，促進靈活思維和跨領域整合能力、增強對不同學習情境的適應能力、以及幫助學習者理解什么樣的學習方法對自己最有效。

第三個是“有限風險假說”（limited-risks hypothesis）：

早期的跨學科實踐（通常伴隨著較少的專項訓練）可以降低職業生涯中各種風險因素的累積，包括過度訓練導致的倦怠、過高的機會成本（如犧牲社交、教育或其他愛好）*、對某個不再熱愛的領域的過度投入、以及體育和音樂領域常見的過勞損傷。

基于這些發現，研究者對現行的精英人才培養體系提出了質疑。

當根據早期表現來選拔人才時，往往只包含了未來成年頂尖成就者中的少數人，而大多數未來的頂尖成就者落選了。

他們建議，青少年培訓項目的教練和管理者可以鼓勵年輕人在專注于單一領域之前，先在多個領域進行持續數年的認真練習。

例如，青少年足球教練可以鼓勵球員每周抽出兩次訓練時間去從事籃球、網球或體操等其他運動。鋼琴老師可以鼓勵學生同時學習長笛、小提琴或打擊樂。物理競賽輔導老師可以建議學生同時參加計算機科學、生態學或哲學的課外項目等。

論文在結論中寫道：

不同領域中相似的發展模式，暗示著人類最高成就的獲得可能存在廣泛甚至普遍的底層原理。

One More Thing

論文發表后，引起了激烈討論。

天賦和努力到底哪個重要？

又或者最后泯然眾人的神童本來可以有不同的結局？

也有人質疑論文的一些核心結論。

UC伯克利教授Alex Dimakis指出，這項研究可能犯了兩個經典的統計學錯誤。

第一個是基礎率謬誤（Base-rate fallacy）。論文確實承認，精英青少年成為頂尖成年人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49倍，這個關鍵信息被埋在了第6到7頁的技術分析中，但在摘要和結論部分幾乎沒有充分討論。

研究表明年輕時的頂尖者和成年后的頂尖者不是同一批人，但這其實是意料之中的，因為非精英的年輕候選人基數本來就大得多。

第二個更微妙的問題是伯克森悖論（Berkson’s paradox），也叫對撞偏差（Collider Bias）。

論文聲稱“在最高成就水平的群體內部，巔峰表現與早期表現呈負相關”，這恰恰是伯克森悖論的經典表現。

用一個簡化的例子來理解：假設要成為一名成功的演員，你必須要么長得極其好看，要么極其有才華。再假設在普通人群中，才華和外貌是完全獨立、不相關的。

然而，如果只觀察成功演員這個群體，你會發現才華和外貌之間呈現出負相關，長得越好看的演員似乎越沒才華，越有才華的演員似乎長得越普通。

但這種負相關不代表任何因果關系，它只是選擇過程的產物，不應該被外推到一般人群。

Alex Dimakis還給出了一個例子輔助說明：在NBA球員中，得分能力和身高呈負相關。

原因是要進入NBA，要么身高有優勢，要么得非常擅長得分。身高一般但能進NBA的球員，必然在得分能力上極為突出；而那些得分能力一般但能進NBA的球員，必然在身高上極為突出。

現在爭論的關鍵點變成了，青少年表現好和成年表現好這兩個變量到底是不是獨立不相關的？

但無論怎么樣，這項研究還是給了很多人啟發，特別是教育工作者。

甚至有人聯想到了大模型訓練。

論文地址：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t7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