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支付業的第一槍已經打響。

新年伊始，銀聯和財付通就聯合放了顆“衛星”：雙方已經實現銀聯二維碼網絡與微信支付網絡的全面貫通，目前正在福州進行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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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年)》，明確提出要：推動條碼支付互聯互通，研究制定條碼支付互聯互通技術標準，統一條碼支付編碼規則、構建條碼支付互聯互通技術體系，打通條碼支付服務壁壘，實現不同APP和商戶條碼標識互認互掃。

在2020年開年，微信和銀聯率先實現二維碼互通，如無意外，在央行規劃性文件指引之下，支付寶陸續也會加入，屆時銀聯、微信和支付寶將實現二維碼互通，這是支付業的一件大事，2020年行業的一切變化也將由此開始。

在本文中，我們將重點研究和探討以下問題：1.為何在此時要進行條碼互通，又為何是微信和銀聯打響第一槍;2.在接下來的移動支付市場中又將會發生哪些變化，哪些因素對哪些企業又將發揮何等因素?

條碼互通背景：央行要穩定，銀聯要市場，行業要變化

在近2-3年內，央行對移動支付以審慎的監管態度，如推出網聯，結束第三方支付兼有支付和結算兩種功能的時代，使央行對移動支付的資金流和現金流進行強監管，又如，第三方支付要集中將備付金繳存央行，且未有任何利息。

這些都對移動支付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一方面，使得從業者開始重新審視商業模式，尤其是備付金集中繳存央行之后，吃利差甚至是挪用備付金為他用的商業模式無法行得通，部分企業也就削減了補貼力度，使行業進入正常發展軌道;另一方面，網聯的推出，央行對移動支付加強監管，有效排除緩解洗錢等不法行為。

但以上行為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如當各家支付公司(以銀聯、支付寶、微信為主)都采取自家認可的條碼標準，這不僅造成用戶習慣上的不便，用戶要下載所有公司App方能在線下體驗不同公司的移動支付，更為重要的是，以聚合所有支付產品的“聚合支付”這一產品大行其道，在缺乏有效監管之時，聚合支付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存在挪用商戶未提取資金的問題，以及為拉攏商家推出T+0體現模式后，會遭遇惡意的詐騙(如使用虛假用戶完成支付，商家申請T+0到賬，聚合平臺墊款到賬，用戶再以各種條件申請退款，最后只能平臺承擔損失)。

在不久前曝光的，深圳愛貝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聚合支付”名義，從事非法資金支付結算業務，截留商家資金，涉案金額高達92億余元人民幣。

以上也都是在條碼未打通的背景之下產生的種種支付“黑產”，當信息流、資金量未能有效處于監管之下之時，央行是要對此“動刀”的。

在2019年11月的第八屆中國支付清算論壇上，央行副行長范一飛明確表示：疏通非銀行支付機構退出通道，讓嚴監管常態化為支付服務產業保駕護航。

若條碼互通，聚合支付平臺的種種亂象理論上將受到重創，從業者或轉型為移動支付服務方，資金將實現點對點的轉移，被中間商結存的可能性降低。

范一飛以上講話或為接下來條碼支付互通設下注腳。

再看行業。

銀聯對移動支付的態度可謂“恨之入骨”了，當移動支付撲面而來之時，老牌的銀行卡結算企業遭遇了暴擊，隨著移動支付的發展，銀行卡支付逐漸淡出用戶視野，根據最新央行數據，2019年Q3，全國每萬人POS機具數量為232.39臺，環比下降1.35%，ATM機每萬人對應7.8臺，環比下降1.05%。

而以上都是銀聯的傳統優勢項目，也是重要的收入源。

在最初銀聯對移動支付一直是采取積極的抵抗態度，2014年央行以安全原因叫停二維碼支付后，多有評論認為行業收縮，銀行卡交易仍處于中心，銀聯會是最大贏家，但也直到2016年，移動支付已經勢不可擋，銀聯才牽頭銀行業建立銀聯條碼支付標準，其后推出云閃付，要對抗微信和支付寶支付。

但由于彼時已經錯過了第一輪行情，且當時寡頭企業可借豐厚的備付金收入對用戶支付進行強補貼(不要利潤要規模)，云閃付并未能獲得太大市場反響。

但若條碼支付統一，理論上銀聯可獲得新的支付渠道，尤其我們注意到最近幾個季度銀聯的特約商戶有減少的趨勢，如2019年Q3達到2485.5萬戶，而上季度則為2517.48萬戶，若條碼統一，銀聯自然可借此獲得新的渠道。

在網聯成立后，多有評論認為銀聯權力被“收縮”，但事實上由于網聯主要聚焦于“線上”，銀聯則收獲移動支付的線下銀行卡支付(走銀聯結算通道，以后可收費)， 在斷直連之后，銀聯本質上也分得一杯。

若條碼統一，已經由結算平臺逐漸進化為支付服務商的銀聯將會在此獲得收益，銀聯和網聯格局將會發生變化。

為何微信打響第一槍，支付寶在等什么?

在探討此問題前，我們先看此次統一條碼的背景：移動線下支付究竟有多大。

根據央行支付結算司數據，2018年Q1，銀聯共處理業務77億筆，金額27.2萬億元(同比增長分別為16.33%和35.26%)，單筆金額3500元，在2018年Q2起，統計口徑上“實體商戶條碼支付業務數據由網絡支付調整至銀行卡收單進行統計”，即，若在線下消費時，用支付寶或微信采取銀行快捷支付付款，此部分數據將統計在銀聯處。

在此變化下，2019年Q1銀聯處理228億筆交易，金額38.27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83.32%和40.69%)，單筆金額1678元。

若我們參考2018年Q1同比增長數據，若無統計口徑變化，銀聯以上數據將分別為：89億筆和36萬億元。

若粗略估算，在改變統計口徑，將線下掃碼快捷支付走銀聯通道之后，2019年Q1增加了140億筆和2.27萬億交易金額，平均每筆162元，這也大致與線下支付的零單、散單以及小金額的情況大致相同。

若估算總規模，加之移動支付的快速成長性，如2019年Q2和Q3，銀聯的支付規模分別為：343.83億筆和44.68萬億元，384.04億筆和44.91萬億元，粗略估計，2020年，口徑改變之后，線下掃碼快捷支付將在800億筆左右規模。

《財新周刊》不久前也披露，支付寶將近70%業務屬于不走網聯和銀聯的“本代本”業務，也即，在余額寶和余額寶支付等多重保障之下，支付寶實質上規避了網聯此后若收費帶來的運營成本飆升問題，我們若將行業平均的“本代本”水平設置在50%左右，那么年度線下移動支付保守將會在1600億筆。

在2018年末清算協會出的《深度支付》這本書中，披露彼時以上模式的日交易額在1.5億筆，年度規模在500億筆左右，考慮到同比增長速度，我們以上估算大致在合理范圍呢。

取8億人為行業活躍用戶，這也意味著，每人每年平均在線下最少支付20次，且隨著下沉市場的逐漸推進，該數字將會有更好的表現。

這或許可以回答為何支付寶為何對統一條碼持相對保守的態度了。

在過去的幾年時間里，支付寶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績，大致可歸結于：以投資和阿里集團生態為主要推動工具，積極構建線下掃碼消費場景。

從哈羅單車、盒馬鮮生、口碑、公交車掃碼再到大潤發等阿里投資的商場，無不是此邏輯，當線下場景足夠豐富，阿里自造場景加之封閉的條碼標準，對于無社交場景，無天然的高頻產品優勢的支付寶，無疑是增加了一道防火墻。

支付寶也需要這上千億筆的用戶行為，來提高其產品使用頻次。

但如條碼統一，在尚未做到足夠的市場引導之下，很有可能其市場會被更加高頻的產品所取代，這是支付寶所忌憚的。

當然，無論對于移動支付行業抑或是支付寶，線上的核心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動的，如2019年Q3，主攻線上結算的網聯處理業務1085.54億筆，金額69.01萬億元，平均單筆金額635元，銀聯同期為384.04億筆，金額44.91萬億元，交易筆數網聯是銀聯接近3倍，若剔除銀聯的銀行卡交易業務，網聯處理金額將會是銀聯的2倍。

雖然當前線下支付發展迅猛，但線上電商以及配套商業設施的完善性，使得線上規模仍然是跑贏線下的，根據《財新周刊》數據，微信支付拿到了線下移動支付的將近8成市場，但與線上市場平均之后，支付寶仍然領先微信支付。

2020年，阿里零售GMV大致在7萬億元左右，且在花唄等消費金融的支持下，淘寶系的對手拼多多也仍然堅持采取了支付寶支付，這是支付寶的最后一道屏障。

對支付寶可做此總結：統一條碼之后，憑借線上規模可穩定市場份額，但線下若被攻破，是否能再出奇招則相當考驗運營團隊了。

后移動支付市場如何確定?

關于此次微信支付的“積極”我本人還是有點詫異的，原因在于微信支付與支付寶不同，在推廣線下業務時，采取了與第三方合作的模式，而后者則為自有團隊積極開拓，這也意味著，統一條碼的目的恰好是要打掉微信的合作伙伴的。

在過去的幾個月內，微信支付開始逐漸將以與合作伙伴合作的“非本代本”模式轉變為“本代本”，將業務納入自我體系。

這在央行的數據中已經有所表示。

根據央行支付結算司數據，2019年Q1-Q3，非銀行體系的網絡支付(為網聯+第三方余額支付-紅包-支付賬戶余額充值)和網聯(線上移動支付+紅包+余額充值)的數據見下圖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Q3網聯交易筆數雖然低于非銀行支付機構的業務量，按交易金額已經超過5萬億元，根據兩組數據統計口徑的不同，不難發現：在Q3支付機構加大了將“非本對本”業務轉化為“本對本”業務的比例，具體操作為，推官方的“收款碼”，以轉賬行為取代消費，降低對清算平臺的依賴。

由于支付寶在此之前已經按照此方式運營，可以較為清晰看到，以上增加的大多是微信支付轉化而來，也即，微信支付在過去的幾個季度以來，加快退聚合平臺為代表的服務商，推自己的“收款碼”，以此對沖了一旦條碼統一后對業務帶來的沖擊。

此問題亦引起了央行的注意，范一飛副行長在最近的中國支付清算論壇上也指出：將原本因跨行的收單交易轉化為“本代本”交易，這些模式下，不僅支付交易真實性和透明度難以保證，也增加了商戶成本和市場集中度，不利于公平競爭和產業長久健康發展。

微信支付在過去雖然完成了一定規模，但接下來其成績將受到央行政策的限制，但由于早先下手，在部分地區具備了一定抵抗風險的能力，在關鍵時刻的“表態”又有利于贏得政策空間，因此不難理解微信支付在條碼統一這一問題上所采取的積極主動原因。

在此背景之下，支付寶的政策騰挪空間要略大于微信支付。

當前的支付業，政策不斷收縮，且隨著監管部門對行業的審慎態度的加深，行業“創新套利”的時間窗口被極大壓縮，在補貼大戰叫停、網聯斷直連、甚至是余額寶為代表貨幣基金體現由最初的T+0改為每日實時到賬限額1萬元，這都在限制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創新空間”。

若此后統一條碼，對銀聯、網聯、微信和支付寶都將會是極大的挑戰，2020年移動支付業將會有相當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