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8月開始，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孫金云教授招募了多名大學生當調研員，安排他們在上海、北京、深圳、成都和重慶5個城市，使用7個平臺，專門打車800多次，花費5萬元換回了一份打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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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結果顯示，北京、上海、深圳三個一線城市的 響應時長峰值都發生在早高峰階段。其中，北京打車的響應時長達到32.5分鐘，其中還不包括一些下單時間超過1小時仍無司機接單而被迫取消、重新調整呼叫方式的情形。調查還發現，除北京外，揚招仍然是各城市打車最快的首選。

而調查報告中，最有沖擊力的一條結論莫過于：平臺會看手機型號出價，手機越好，價格越貴。以滴滴出行和蘋果手機為例，在滴滴的一鍵呼叫中勾選 經濟型和舒適型、兩檔進行測試，結果顯示蘋果手機用戶更容易更貴的舒適型車輛也就是專車、優享 接單，這一比例是非蘋果用戶的三倍。

而且，蘋果用戶比非蘋果用戶享受的打車優惠更少。數據顯示，蘋果手機用戶平均只能獲得2.07元的優惠，而非蘋果用戶平均可以獲得4.12元的優惠，差別十分顯著。

NO.1

手機越好，打車越貴，平臺如何做到?是否涉嫌違法?

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春泉：

要區分來看這個調查情況，就是實際的情況可能跟人們生活中感受差不多。雖然說有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大數據殺熟，但從他調查情況來看，很多平臺其實也沒那么智能，也沒用多少所謂的高科技或大數據技術手段。比如用手機的品牌，高端機更貴一些，說白了這個原理大家都懂了。

這里有一個問題，如果他通過手機的高端機費用更貴，是不是就一定合法或是違法?我覺得要區分看具體情況，如果你使用高端手機，它向你推薦比較貴的車，但費用都是正常的，高端車價格肯定是高于普通車的，這種情況是合法的。但如果說是同樣的車，平臺覺得你的承受能力更強，對于價格不敏感，就用調參數的技術手段把費用變得高一些或路線變得長一些或有意識不給你便宜的車，給你推高端車，這些就構成了大數據殺熟，是不正常的商業行為。

NO.2

相關部門能否從制度上遏制大數據殺熟?

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春泉：

實際上有關部門已經注意到這些情況，一些文件也頻繁的提到要治理。我個人認為，根據現在已有的《電商法》三十五條的相關規定，實際上是可以為大數據殺熟找到法律依據的。比如不能歧視或欺詐，如果能夠拿出一些技術上證據來證明正常路線是10公里，通過調技術參數，兩個打車同樣起點的到另外地方，一個是10公里，另一個是12公里或一個是10塊錢、一個12塊錢，根本原因在于一個是手機是小米低端的，另外一個是小米高端的，這種其實就可以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律對平臺進行處罰。

NO.3

用戶如何盡可能避免被“大數據殺熟”?

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春泉：

大數據殺熟這個問題還要有針對性的分析。從孫教授這次調查情況來看，用打車軟件實際上并沒有起到打車軟件推出的目標，推出打車軟件是希望減少出租車、網約車的空駛率、提高社會效益。現在實際情況是網約車空駛率沒有減少、費用沒有減少，這很值得我們反思。呼吁這些平臺企業，加強科技進步，讓公眾能夠從科技進步當中獲得利益，而不是只是動腦筋讓自己賺到更多錢。

用戶一定程度上就是待宰的羔羊，每一個用戶面對的都是別人設定好的軟件相關技術標準，用戶實際上能做的比較少，但也不是一點都沒有。比如孫教授在報告中也提到，大家要減少對紅星網絡平臺的使用，同時使用多個平臺或平時注意揚招，只有你平時多個選擇，平臺覺得在市場上有競爭者，競爭充分后，平臺互相之間是會監督的。如果長期只用一個固定平臺，大數據殺熟是需要發紅包拉新客的，不在乎你這個老客。平臺一旦市場地位太高，壟斷的利益實際上也是比較高的，如果這時讓平臺技術創新，平臺就沒有老人利益上的動機。所以使用多個平臺讓市場有充分競爭，只有充分競爭才是對消費者最大的利益，這點大家要永遠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