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勝訴甲骨文 安卓清白還是代碼抄襲無罪？
周一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甲骨文訴谷歌 Java 侵權案”，谷歌6-2 勝訴！這場世紀之戰始于 2010 年甲骨文起訴谷歌，在其建立安卓系統時使用了 11500 行其子公司編寫的 Java 代碼。此后爭論長達 10 多年之久，而這場判決也被認為是“一場關于哪些類型的計算機代碼受美國版權法保護的標志性爭議。”
美國最高法院 4 月 5 日就甲骨文訴谷歌侵權 Java API 一案進行判決，谷歌以6-2 的判決比分勝訴，而且，這一決定將會推翻之前的判決。
這場長達 11 年的版權糾紛案，又畫上了一個“臨時休止符”。
谷歌“贏”后，其市值也隨后大漲，飆升近 600 億美元。
一直以來，該案件爭論的核心在于，谷歌的安卓系統是否對 Java 源代碼有侵權行為。（Java 應用程序編程接口由 Sun Microsystems 開發，Sun Microsystems 在 2010 年被甲骨文收購）
甲骨文對此提出索賠 90 億美元，約合 590 億人民幣。而谷歌則認為其對該代碼的使用完全合理，不需承擔版權責任。
谷歌負責全球事務的高級副總裁 Kent Walker 在判決發布后在 Twitter 上發文稱：“今天最高法院在谷歌訴甲骨文一案中的判決是創新、互操作性與計算的一大勝利。”
甲骨文公司執行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 Dorian Daley 則表示：“谷歌平臺的規模越來越大，市場力量也越來越大。進入壁壘更高，競爭能力更低。他們偷走了 Java，并花了十年時間進行訴訟，只有壟斷者才能做到這一點。這種行為正是全球和美國的監管當局審查谷歌商業行為的原因。”
該案件時間之久、影響之大，被 CNBC 評論為“一場關于哪些類型的計算機代碼受美國版權法保護的標志性爭議。”（ It was seen as a landmark dispute over what types of computer code are protected under American copyright law.）
背景
Java 無疑是最受歡迎的編程語言之一。
這個語言是由 Sun Microsystems 開發并于 1995 年發布，作為 Sun Microsystems 的 Java 平臺的核心組件。
2010 年，甲骨文以 74 億美元收購了 Sun，Java 也隨之為甲骨文所有。
谷歌希望 Android 系統能夠使用 Java SE 平臺（現為甲骨文公司所有）中常用的方法命令，因此在 Android 系統中使用了約 11500 行 Java SE 的代碼。甲骨文公司聲稱，未經許可重新使用這些代碼構成了版權侵權。
同年，甲骨文便起訴谷歌，認為谷歌侵犯了關于 Java 語言的版權，并索賠 88 億美元。
隨后，這場反反復復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多年。
谷歌6-2 勝訴，2 名法官提出針對性異議
谷歌訴甲骨文案的裁決結果是 6 比2，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一排左四&二排左一）發表了法院的意見。
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一排右一&二排左二）和塞繆爾·阿利托（一排左五&二排右一）大法官表示異議。
艾米·康尼·巴雷特大法官沒有參加，因為 10 月份案件辯論時她還不是法庭成員。
他們一起提出的反對意見中，責備多數人跳過了可版權性（copyrightability）。
“法院錯誤地回避了要求我們回答的主要問題。宣告代碼是否受版權保護？我認為是的。”托馬斯寫道。
“多數人打算將聲明代碼是否可享有版權的問題留待日后再討論，”托馬斯補充說，“這樣做的唯一明顯原因是，多數人無法將其有根本性缺陷的合理使用分析與宣布代碼可享有版權的結論對號入座。”
判決書的介紹中說：“谷歌對 Java SE API 的復制，只包括那些讓程序員將其積累的才能投入到新的變革性程序中所需要的代碼行，從法律上講，是對該材料的合理使用（fair use）”
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書，主要從四個因素分析 Google 抄襲的代碼是否構成侵權。
版權作品的性質
Java API 是一個“用戶接口”，它通過一系列“菜單命令”，給用戶（程序員）提供編寫程序，完成各種任務的能力。
首先，API 包含了實現的代碼，指導程序員完成任務。Google 寫的程序也需要調用 API，符合使用用途。
其次，Java API 有一個特殊的命令“方法調用”，Oracle 并沒有聲稱程序員使用庫中的方法調用侵犯了版權。
第三，Java 的 API 包括代碼聲明、方法、類、包的層次結構，Oracle 也沒有聲明代碼結構侵犯版權。
什么樣的代碼構成侵權是很難辨別的，一個想法并不能構成版權，方法的實現例如 java.lang.Math.max 也無法構成侵權。
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中列出的 Java API 使用目的和特性
是否是合理的使用，取決于 Google 是否在使用過程中添加了一些新的特性，法庭使用變革性(transformative)來描述 Google 的“抄襲”行為。
法庭認為，從目的出發，Google 把 Java API 封裝起來，提供給程序員一種創造性和創新性的工具，并把它用在了基于 Android 的智能手機上。
某種程度上來說，Google 擴展了 Java 的使用范圍，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平臺，而原生的 Java API 只能在桌面端使用。
有一些法律顧問認為 Google 這種行為只是“重新實現”，而非創造性。但在寫代碼的時候，復用是很重要的，而且 Java API 也并不是原原本本的創造，也是借助其他的一些語言接口進行開發的。
抄襲的比例和實質用途
Google 總共拷貝了 37 個包，共計 11500 行代碼，而 Java 的代碼總共有 286 萬行代碼，僅占 0.4%，以下為 37 個包。
是否算合理使用也不僅體現在抄襲量的多少，即使大量抄襲，但抄襲的內容如果很少有創造性的想法，那也算是合理使用。
例如一個僅有一句話的短故事，“當他醒來，恐龍還在那里。”，即便僅抄襲一句話，但也把故事中的核心創意抄走了，那也算是非合理使用。
而 Google 復制這些代碼的原因僅僅是因為程序員更熟悉這些接口，它的最終目的還是構建一個智能手機平臺，這些程序員已經學會的接口更能吸引開發人員。
本次裁定也駁回了聯邦巡回法院的結論，即其中 170 行代碼對于兼容 Java 來說并非是必要的。
市場影響
通過市場影響程度來估計版權方的受損情況，但計算機軟件的市場影響估計比較復雜。
法院認為 Android 并未損害 Java SE 的實際或潛在的市場份額，無論 Google 抄或沒抄，Java 都不大可能在移動端市場取得進展。
首先，Sun 公司從未推進自己在移動端的技術地位，主要市場還是在桌面端。并且 Sun 公司的前 CEO 被問及是否移動端的失利都歸咎于 Google 的 Android，他否認了這種說法。
其次，Google 安卓平臺和 Sun 公司授權的技術有著本質區別，工業界也把他們區分為智能手機和功能機，Sun 公司聲明的設備中并不存在觸摸屏等。Google 的技術專家認為，安卓手機并非是 Java 市場的替代品，而是新產品。
第三，Sun 公司也能預見到 Android 帶來的正面影響，提升 Java 的影響力，更多的 Java 程序員。當 Java 程序員可以熟練開發 Android 應用的時候，他也可以隨時跳槽去桌面端（Sun 公司的市場）。
長達 11 年的裁判
這場官司，谷歌和甲骨文的版權糾紛官司已經打了十多年，并且期間多次反轉。
訴訟重要節點
1995 年-1996 年：Sun Microsystems 推出 Java
2007 年：Sun 支持谷歌使用 Java
2008 年：谷歌只使用適合新的智能手機平臺的 java API 聲明發布安卓
2010 年：甲骨文收購 Sun
2010 年：甲骨文起訴谷歌
2012 年：陪審團判定谷歌勝訴，稱其對 Java 代碼的使用被認為是“合理使用”。
2014 年：案子退回
2016 年：谷歌再次被認為“合理使用”
2018 年：甲骨文公司提出上訴，聯邦上訴法院推翻了這一決定，裁定谷歌確實侵犯了甲骨文的商標；這一決定將把案件發回加州法院，以確定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將欠甲骨文多少錢。
2019 年：谷歌再次要求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此案
法官們在 2020 年 10 月聽取了口頭辯論。
首席法官約翰·格洛弗·羅伯茨（一排左一）建議，“也許谷歌的復制行為和餐館老板抄襲另外一家餐館的菜單結構沒有什么區別，因為大多數菜單都是先有開胃菜，后有主菜，再之后是甜點。”
甲骨文公司的代碼重要到別人會去試圖復制，這就意味著甲骨文公司應該得到獎勵，而不是因為版權侵犯受到傷害。
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一排左三）、索尼婭·索托馬約爾（二排左一）和艾蕾娜·卡根（二排左二）更傾向谷歌的立場。
斯蒂芬·布雷耶辯稱，允許甲骨文對 API 進行版權保護，就好像是允許 QWERTY 鍵盤的發明者可以擁有所有電腦的知識產權一樣。艾蕾娜·卡根引用了幾種她認為類似但不具有版權保護的信息組織和呈現方法——包括元素周期表和動物物種分類系統。
此前，最高法院曾決定不參與此案的審理，但那是在 2015 年。
法院對該案件的判決是否專業？
大法官托馬斯表達了他的擔憂，即谷歌的行為對甲骨文在智能手機和無線行業的潛在市場產生了 “災難性影響”。
在 Android 系統之前，亞馬遜公司向甲骨文公司支付了費用，讓其在 Kindle 設備中嵌入 Java 平臺，但后來 Android 系統出來后，亞馬遜公司要求甲骨文公司在授權費上打 97.5% 的折扣。他說，三星電子公司與甲骨文公司的合同從 4000 萬美元降到了 100 萬美元左右，甲骨文公司也沒能簽訂其他合同。
在 reddit 上，有網友開始擔心“法院對該案件的判決是否專業”：
“該意見顯示了對軟件和編程的清晰理解。我很震驚，但很高興。對于這個案子的結果，我是悲觀的，因為我認為法官們無法處理這些技術材料，但我嚴重低估了法院。”
“考慮到是布雷耶大法官，這并不奇怪。1970 年，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令人不安的版權案例:書籍、復印文件和計算機程序的版權研究”。50 多年來，他一直在思考計算機、互聯網和版權問題，在這方面，他可能是最好的法律專家之一。”
